【中国科学:生命科学】中国植物化学和现代药物研究的开拓者——趙承嘏先生

    徐晓萍, 石岩森, 厉骏, 葉陽, 蔣華良*

 中國科學院上海药物研究所, 上海 201203

    2015年是中國科學院学部成立60周年,也是我国现代药物研究和植物化学创始人、中國科學院首批学部委员趙承嘏先生诞辰130周年。应中國科學院建议, 上海药物研究所开展了趙承嘏学术思想和科学精神的研究。因此, 系统整理了趙承嘏先生的生平材料, 参阅了之前高怡生、翁尊尧、谢海洲、嵇汝运、謝毓元、吴文达等先生撰写的回忆文章, 采访了与趙承嘏先生一起工作过的謝毓元、丁光生、胥彬、金国章、周韵丽、余鸿勋等先生以及赵先生的儿子赵体平先生, 走访了赵先生的出生地江苏省江阴市, 并查阅了江阴县志, 從英国曼彻斯特大学获取了赵先生留学时期的档案材料(笍摹件);上海药物研究所毕业生现在日内瓦大学留学的周率博士查阅了日内瓦大学的档案馆, 提供了趙承嘏的博士論文及其在日内瓦大学学习和工作期间的档案资料和发表論文的笍摹件;参阅了刘晓教授编写的《國立北平研究院简史》。在此基础上, 整理成此文, 并以此纪念趙承嘏先生。为纪念趙承嘏先生诞辰 130 周年, 刘晓先生专门撰文《趙承嘏与北平研究院药物研究所》(未发表), 该文详细记述了北平研究院药物研究所的筹建和发展历程以及趙承嘏的贡献。本文写作时也参阅了这篇文章, 并据此校对了部分历史资料, 最后刘晓教授校阅了本文。在此, 一并感谢所有提供资料和帮助的人员。

1 立志报国,求学欧洲

  趙承嘏,字石民,18851211日(陰曆十一月初六)出生于江蘇省江陰縣北門一個中藥鋪主家庭。自幼努力學習經史之義,清末考中秀才,國學根基深厚,畢生喜愛書法。   

  趙承嘏的青年时期,正值清政府日薄西山、统治垂危之际。随着清末新政的推行以及科舉制度的廢除,一批愛國青年開始留學西洋,尋求科學救國之道。1905年,趙承嘏年满20岁,他弃文從理,通过前清江苏省官费留学生考试,赴英留学。正如与趙承嘏同时代的著名化学家丁绪贤先生(著名藥理學家丁光生之父)在诗中描述的那样此去何爲者,興亡責匹夫。同胞若有志,曷共奮前途。青年趙承嘏怀揣远大志向,前往英伦,寻求救国救民之道。凭着聪颖勤奋,经过一年英国中学苦读,于1906年進入曼徹斯特大學化學系學習,並于1910年獲理學學士學位。  

  在曼彻斯特大学,趙承嘏学习勤奋,多次获优秀学生荣誉。当时曼彻斯特大学有机化学首席教授是小潘金(William Henry Perkin, Jr),小潘金是合成染料的創始人著名有機化學家老潘金(Sir William Henry Perkin)的大兒子,他在曼徹斯特大學培養了很多一流的有機化學人才,包括1947年諾貝爾化學獎獲得者羅伯特·魯濱遜(Robert Robinson)。小潘金非常赏识趙承嘏的学识和才能,指导趙承嘏從事萜烯类化合物合成研究作为硕士毕业論文。1911年,趙承嘏获曼彻斯特大学理科硕士学位,毕业論文与导师共同署名,发表于英国皇家化学会志(T Q Chou, W H Perkin Jr. Experiments on the synthesis of the terpenes part XVII. d-?3-p-menthenol (8) and d-?3:8(9)-p-menthadiene. Trans Chem Soc London, 1911, 99: 526-538),這篇13页的长文可能是中国学者在西方科技期刊上发表的第一篇学术論文。   

  大學畢業後他進入日內瓦大學,在著名有機化學家畢誕(Amé Pictet)教授指导下,进行天然产物全合成研究。由于在曼彻斯特大学得到了有机化学的系统训练,特别是毕业論文合成的萜烯本身就是天然产物和其他天然产物的构建单元,趙承嘏以惊人的速度和精巧的技术,出色地完成各种艰巨的天然产物全合成任务,显示了卓越的研究才能。在毕诞教授指导下,趙承嘏完成了紫堇碱(延胡索甲素)的全合成,并于1914年获得博士学位。据考证,趙承嘏是我国第一位化学博士。毕业后,趙承嘏在日内瓦大学留校任教两年,成为在欧洲大学讲授科学(Science)课程的第一位中国人。在日内瓦大学工作期间,趙承嘏与毕诞教授合作继续從事天然产物全合成研究,完成了天然産物常見結構單元吡啶、異喹啉等的全合成研究,发表三篇研究論文。1915年,趙承嘏与法国人Zanetti女士結婚,並育有一女。   

  1916年,趙承嘏前往法国罗克药厂应聘。当时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罗克药厂应战争的需要正在生产镇痛药阿托品。药厂当时生产了2500公斤阿托品,但因脱不掉红色杂质而无法出厂。药厂把这个难题交给了趙承嘏,要求他脱去这2500公斤阿托品的杂质才能录用他。趙承嘏将阿托品转化成后马托品,结果成功脱色。这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以来法国人获得的第一批阿托品,打破了德国的垄断,趙承嘏也因这项去除杂质的工作而获得了职位。他在罗克药厂研究部工作7年,曾设计局部麻醉药普罗卡因的生产新工艺,并取得專利,因工作出色被提升为研究部主任。從趙承嘏留学和在法国工作期间的成就来看,他在欧洲获得了全面的有机化学训练,并积累了扎实的实际应用能力和经验。   

  学有所成的趙承嘏一直寻求科学救国的途径。少年时代受家庭影响,他对中草药有较为深入的了解。青年时代在欧洲留学和工作的经历使他开阔了眼界,最终确定将应用现代化学方法研究中草药作为终身追求的目标。1922年,國內傳來北洋政府摧殘中醫學的消息,他婉拒藥廠的誠懇挽留以及老師和同事們的再三勸阻,決定回國工作,實現中草藥化學研究的理想。他說:祖國需要,刻不容緩,我不怕苦。由于夫人不愿意离开法国,趙承嘏便毅然只身回到祖国。

2 研究草本,卓有成效

  1923年,趙承嘏回国受聘于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不久並入國立東南大學,即中央大學的前身),任数理化学部教授,讲授工业化学课程,著名化学家吴学周院士、柳大纲院士、朱任宏教授等都曾经上过他的课。柳大纲院士回忆:趙承嘏针对20世紀初煤焦工业的兴起,着重讲授精细工业化学,包括煤焦油出发的中间体及其含氮、硫、氧、氯衍生物的制备,并进一步讲述纯制方法以及合成染料、合成药物、消毒剂、炸药、照相药品的方法。为增进学生对化学应用的了解,趙承嘏还带着学生去上海参观化工厂、轮胎厂、天厨味精厂、搪瓷厂等,让学生们获得一套理论与实践结合的知识,课程设计巧妙而罕见,深受学生喜爱。   

  19251月,國立东南大学因段祺瑞军阀政府介入而爆发校长易人风潮,竺可桢等著名教授均愤而辞职,趙承嘏也离开了东南大学,受聘于北平协和医学院,任藥物化學教授,后兼任药理系代主任。20世紀20年代的北平協和醫學院是當時國內研究中藥的主要機構,被譽爲现代中药藥理學研究创始人的陳克恢(K.K.Chen)当时也在协和医学院做助教,并开展中药麻黄的药理研究。陈克恢從中药麻黄中提取麻黄素,但药理作用不恒定,无法发表。趙承嘏首先用重结晶法提纯,重结晶25次之后,熔点仍不恒定,证明是混合物。后用溶媒法将其分离成麻黄碱和伪麻黄碱,经药理临床试验,证明是一种很有效的新藥,最终麻黄素成分拟交感作用的研究成果震惊了世界。两人志同道合,從此建立了默契的合作关系,即便后来陈克恢到美国威斯康星大学留学,又任职于礼来公司,趙承嘏依然将自己從中药中提取的几乎所有的生物碱都寄给陈克恢,请他开展药理研究。  

  陳克恢後成爲20世紀国际藥理學的一代宗师,曾任美国药理与实验治疗学会主席、美国实验生物学联合会主席和国际药理联合会(IUPHAR)名誉主席,是当时国际上最有影响力的藥理學家之一。趙承嘏和陈克恢两人的合作可谓化学和药理的雙劍合璧,为用现代科技的手段研究中草药的有效成分和药理机制开辟了新路,扩大了世界对中药的了解。也正是在协和医学院,趙承嘏开始了应用化学方法对中草药进行系统研究,除了麻黄以外,自1928年起,趙承嘏还开始了中药延胡索的化学研究,陆续提取出13種延胡索素,用甲、乙、丙、丁、戊、己、庚、辛……”来表示,猜测其有镇痛作用成分。当时获得的生物碱结晶分量不多,趙承嘏视为至宝,一直小心珍藏,期待条件成熟之际进行更为深入的药效研究。紫堇碱是1826年由德国化学家Heinrich Wilhelm Ferdinand Wackenroder從罂粟中提取的,出人意料的是,一百年后趙承嘏從延胡索中获得了天然产物延胡索甲素竟然就是紫堇碱,1911~1914年,趙承嘏用其导师毕诞1911年发展的芳香乙胺与醛的缩合窂摩(即著名的Pictet-Spengler 窂摩)完成了这一天然产物的全合成。   

  这一时期,趙承嘏发表了10余篇論文,大多刊登在协和医学院主办的《中国生理学杂志》(Chinese Journal of Physiology)上,研究的中藥包括麻黃、延胡索、莽草、貝母、鈎吻等。《中國生理學雜志》是當時我國少有的英文期刊,在20世紀20~30年代具有较大的国际影响力,例如吴宪先生那篇关于蛋白质变性理论的著名論文,紡内1931年发表在该杂志上。饶毅曾经评价趙承嘏和吴宪是20世紀20年代早期的中國真正能從事化學和生物學研究的科學家。   

  在协和医学院工作期间,趙承嘏还教授药理系的藥物化學课程,他的讲课既有西方的植化藥學内容,又有融入自己研究取得的中药植化成果,还亲手示范实验,并考核学生实验结果,为藥理學学生打下了扎实的植物化学基础。   

  协和医学院当时的科研条件比较先进,为趙承嘏进行中草药有效成分的提取分离提供了施展才能的平台,趙承嘏也在此开启了中国植物化学研究的先河,为中国天然产物化学的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 

3 先驅奠基,創立體系

  20世紀20年代,國內學術界要求設立國立研究機構的呼聲日盛,在國民黨四元老吳稚晖、張靜江、蔡元培、李石曾的推動下,19286月蔡元培在南方創辦了國立中央研究院,總部設在南京,研究所大多分布在南京和上海。19299月李石曾創辦了國立北平研究院,研究所大多建在北京(時稱北平)。兩個國立研究機構的建立,在中國近代科學史上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國立北平研究院以留法人员为核心,李石曾借鉴西方的文化和科学,重视开展具体的科学研究,按照百科全书的学科划分理念设置北平研究院早期的机构,包括:天算部、理化部、生物部、人地部、群治部、文艺部和国学部。其中理化部规模最大,几乎占据了整个研究院的半壁江山,下属的机构有物理学、镭学、化学和药物4个研究所。  

  趙承嘏早年在法国与李石曾相识,李石曾邀请趙承嘏创办药物所,以最新之科學方法,將中藥的有效成分進行分析利用的建所目的正是他孜孜以求的理想。趙承嘏欣然接受了李石曾的邀请,辞去协和医学院的职务,于19326月成立由北平研究院和中法大学合作共建的药物研究所,并出任所長兼专任研究员。经过短期筹备,药物所于91日开始工作。此后趙承嘏一直在药物所從事系统整理和研究中草药的工作,为中国现代中药研究和药物研发体系的建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建立初期,藥物所位于北平研究院東黃城根理化樓內,主要從事天然藥物、人造藥物、毒物學研究和藥品制造,共分三部:化學研究部,研究藥物的有效質素及其附屬品;藥性部,研究藥物的生理作用;制造部,將不切實用的藥物變爲純粹化學品,以滿足醫藥界其他需要。  

  1933年,中日长城战事不断,趙承嘏于4月率藥物所大部分人員將化學研究部儀器遷到上海中法大學藥科;1935年,暫留北平的藥品制造部也遷往上海,在亞爾培路410號暫居。1936年鐳學所也遷往上海,李石曾將他在上海的世界社房産——福開森路(今武康路)395號一幢四層樓房用作藥物所與鐳學所的所址。因地處法租界,藥物所在抗戰初期仍以中法大學名義繼續進行研究工作。   

  正如趙承嘏称药物研究所是一因人而設之機關也,抗战之前药物所仅趙承嘏1名專任研究員,並聘助理員3名(朱任宏、梅斌夫、張泳泉),練習生3名(傅蘊珊、蘇蔭棠、桑曉華)。此外,聘朱恒璧(上海醫學院)、汪敬熙(中央研究院心理所)、陳克恢(禮來藥廠)爲特約研究員,合作從事藥理研究。經費方面,藥物研究所除從北平研究院和中法大學獲得每月2000元的經費外,還從中法庚款、中英庚款獲得資助。  

  在北平研究院20年的曆史中,從1929年成立到1937年抗戰前爲創設發展時期,大部分科研工作是在這一時期完成的,被稱爲北平研究院的黃金時期。药物所研究工作十分突出,虽然仅有趙承嘏一名专任研究员,但他在这9年期間發表了26篇論文,論文总数与拥有较多专任和兼任研究员的化学所相同,成绩斐然。张昌绍先生在评价近代中药研究历史时,也认为30年代最重要而足以代表本年代特色的,当推趙承嘏氏的化学研究……发表論文质量俱属上乘;30年代尤为赵氏收获最丰之十年  

  这一时期,趙承嘏重点研究的中药有贝母、延胡索、除虫菊、麻黄、洋金花、细辛、曼陀罗、防己、人参、三七、钩吻(大茶叶)和雷公藤(菜虫药)等,并用他独创的分离方法,对植物成分,特别是生物碱进行分离结晶。当时,提取植物有效成分的经典方法是乙醇浸泡,这样得到的粗提物成分复杂,不易提纯分得结晶。鉴于植物有效成分生物碱较多,趙承嘏发展了碱磨苯浸法,使提取物成分趋于简单,大大减少了进一步分离单体的困难,且往往能從一种植物中提得多种结晶。他先把粗提物根据化学性质的不同,分成几个部分;然后利用化合物本身或其盐类在几种常用溶剂中溶解度的不同,把它们结晶纯化。他还设法反复试验,從结晶母液中获取其他成分。在他的实验室里,总是排列着无数的小三角瓶,上面标明编号与实验的时间。趙承嘏一边进行实验,一边耐心地等待着这些小瓶子中结晶的出现。只要有结晶析出,根据标记便可在实验记录中找到哪种植物,以及哪个部分的成分。在分离纯化的理论与技术尚未形成的20世紀30年代,進行這項工作有著難以言喻的困難,卻也代表了中國當時中草藥研究的最高成就。  

  正是運用這套獨特的生物堿分離提取方法,他往往能從一種植物中分出多種結晶。例如從中藥延胡索中分離得到13種生物堿結晶;從不同品種鈎吻中分得7种生物碱结晶,從贝母中提取获得了贝母素甲、贝母素乙、贝母素丙。当时,一些国外学者已经开始详细研究中草药,经趙承嘏重新研究后,往往又能分离得新的成分。例如他從麻黄中分得新生物碱麻黄副素;從曼陀罗中又分得曼陀芹(Datugen)和曼陀芹引(Datu-genin)等新生物堿;新發現兩種除蟲菊的有效成分;發現洋金花的有效成分爲海日新(Hyoscine);發現細辛的一個新的中性結晶物。特別是從三七植物中分得三七皂甙元結晶,並證明和人參二醇爲同一化合物,比日本著名的化學家從人參中分得人參二醇早20年。他還摸索到通過草酸鹽結晶溶解度的不同,分離麻黃素和複性麻黃素的方法。這個方法在很長一段時間內被工廠采用,作爲生産麻黃素的工藝。  

  趙承嘏在人造药物和药物的合成方面也做了大量探索,尝试用化学方法改变分子结构,從而改变其药理作用。同时,还在为配合司法独立建立国内完备的毒物试验所做了一些尝试,鉴定和改进了各种毒物试验方法。药物所的制造部还從事药物的制造,出品有麻黄素(哮喘治疗药物)、大枫子油露(治疗麻风特效药)、止血素、维生素B等單質藥品,以價格低廉、藥品純粹,廣泛供應中外人士,也爲研究所獲得了一部分經濟來源。大楓子油素暢銷各處麻風病醫院,中華麻風病救濟會等機構來函證明藥物所出品的大楓子油素純度高,注射後無毒性反應。抗戰初期,各類藥品銷路一度增加,但因設備未能工業化,後期原料來源困難,在其他藥廠出品後,藥物所的生産逐漸終止。  

  趙承嘏的研究成果奠定了他在国内学术界的地位,1926年起他就任中國生物學會主席,1935年,當選爲中央研究院評議員,這是當時科學界最高榮譽職務,化學方面只有他和莊長恭、侯德榜、吳憲4人當選爲評議員。  

4 执着坚守,克难攻坚 

  北平研究院的良好發展勢頭由于“七七事變”,北平淪陷而中斷,1938年被迫南遷昆明。而在上海,藥物所開始還以中法大學名義留在法租界內繼續工作。至1941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上海租界沦陷,滞留在法租界的药物所也被迫停止工作。此前由于趙承嘏的多年经营,药物所拥有精良的仪器设备,在远东地区也颇负盛名。对此日本人觊觎已久,研究所遭到日本宪兵的搜查。为保护仪器设备,趙承嘏多次被日本宪兵司令部传讯,他均无所畏惧,设法将全部仪器保护起来。期间同在福开森路395号的镭学所,一台价值千磅的感应电炉被日本宪兵扣压,趙承嘏不顾个人安危,邀法国公董局官员共同出面,以法国财产的名义与日本人力争,使得已到码头待运的仪器保留了下来,显示了一个爱国学者的凛然正气。  

  1938~1941年,趙承嘏分别与梅斌夫、朱任宏、朱恒璧、陈克恢、朱子清等合作,继续对国产药材进行化学及藥理學研究,包括细辛、三七、钩吻、大戟、羊角藕、蚯蚓、黄藤、菜虫药(雷公藤)、常山等,同样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在《美国化学会志》、《德国化学会志》、《中国生理学会志》等刊物发表論文10余篇。還受司法行政部法醫研究所委托,對黃藤、菜蟲藥兩種藥材進行檢驗;與衛生署中央衛生實驗院合作研究中藥常山的抗瘧作用,取得重要成果。  

  1944年夏,汪伪政权一度派员接管药物所和镭学所,但好景不长,不久便因维持不下去,草草收场。之后趙承嘏封闭了两个所的全部研究室和物品,直到抗战胜利,两个所重回北平研究院。由于身处汪伪政府的核心城市,他因此背负了教育汉奸的嫌疑。这影响了他1947年中央研究院院士的选举。趙承嘏获得北京大学、中国藥學会、中國化學會、北平研究院的提名,并通过选举筹备会的初步审查。19471015~17日,中央研究院第二届评议会第四次年会举行,趙承嘏进入到152人名单,但大会对初审通过的院士候选人做进一步审查时,本着從严把关宁缺勿滥的态度,化学组删去了萨本铁(曾参加伪北京大学)与趙承嘏。这些不公正的待遇没有影响趙承嘏的心情和科研工作的热情。  

  抗日战争胜利后,我国社会和经济发展没有好转,反而急剧恶化,药物所又进入举步维艰的日子。即使在这样艰难困苦的条件下,趙承嘏及其领导的药物所依然作出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趙承嘏带领助手高怡生等,与藥理學家张昌绍、陈克恢先生等人合作,继续研究常山的抗疟有效成分。他们從常山中分到3種在一定條件下可以相互轉化的異構體,並發現常山丙堿的抗瘧作用爲奎甯的148倍。這一研究成爲20世紀40年代的世界常山抗瘧熱潮研究中的高峰,趙承嘏等人关于常山碱化学研究的論文发表于《美国化学会志》(J. Am. Chem. Soc.),张昌绍等藥理學研究論文发表于《自然》(Nature)和《科學》(Science),足见当时这一研究的水平之高。通过这一研究,还培养了高怡生院士和周廷冲院士等一流的化学和藥理學人才。  

  趙承嘏攻读的是有机合成学位,初期研究的主攻方向也是有机合成,为了挖掘我国中草药这一宝库,他放弃有机合成专长,转用化学手段研究中草药有效成分。但他对于中国藥學发展的思考是全方位的,其深刻地意识到,天然产物的结构改造和合成药物已经成为国际药物研发的主流,中国药物的发展道路也必须走这条道路。因此,中国藥學的发展需要有机合成的人才。常山抗疟作用课题告一段落后,趙承嘏建议高怡生前往英国留学,主攻有机合成。1948年,高怡生获得英国文化委员会资助,进入英国牛津大学深造,师從与趙承嘏同出曼彻斯特大学小潘金师门的著名有机化学家、1947年諾貝爾化學獎獲得者羅伯特.魯濱遜(Robert Robinson)教授,進行天然産物全合成研究。   

  1949年春,上海解放在即,李石曾来到药物所,告诉趙承嘏船已经准备好,要把药物所转移去台湾。当即遭到趙承嘏的断然拒绝,他对李石曾说:这些设备不能拆,不能搬。因为趙承嘏坚信内战结束后,国家安定,科学事业会有新的发展机会,而药物所是他决心终身工作的场所,他绝不会离开。直到全国解放前夕,药物所仅剩4人,经费无以为继,工资发不出,每人每月只有一块银洋维持最低生活,趙承嘏设法与光明药厂合作,仍艰难支撑着药物所,直到新中国成立。由于趙承嘏的坚守,药物所的血脉保存了下来;由于趙承嘏的坚持,药物所得以留在祖国大陆。他终于迎来了为寻找治疗疾病的新藥,为人民解除病痛的理想繼續奮鬥的新時代。 

5 老骥伏枥,志在千裏  

  194911月,新中国成立不久,在原中央研究院、北平研究院等研究機構的基础上成立了中國科學院。由于药物所人员太少,被并入有机化学研究所,但专设为人员、经费和科研业务等独立的藥物化學研究室,趙承嘏任室主任。成立有机化学研究所时,趙承嘏又一次受到了不公的待遇。庄长恭力推趙承嘏出面主持有机化学研究所的工作,但趙承嘏年迈且因在日本占据时期有人疑心其与日伪合作,因而没有出任所長。  

  此时,趙承嘏虽年近古稀,仍不辞艰辛,除了继续开展植物化学方面的研究,一心想着恢复药物所。他在脑海中规划着药物所的未来,想把药物所办成一个真正能出药的机构,对人民有所贡献,他從加强科研力量着手,在国内外广罗人才。  

  20世紀50年代,高怡生先生在牛津获得博士学位后即回国,回到他的老所長身边,帮助趙承嘏恢复药物所的建设。除化学人才外,他还设法聘请藥理學家来参加工作。丁光生先生即是通过丁光生之父丁绪贤先生(本文开头曾提到他写的诗)把他從美国邀请回国的。從他写的信中可以看出他为国家藥學事业的关怀心情,他说:我雖老矣(65岁),但希望年轻一代有为者能接上班,为我国藥學事业有朝一日大放光彩。他從北京农业大学邀请蔡润生先生来所建立了抗生素组,通过张青莲先生将謝毓元從清华大学调入,后又争取留英归国的藥物化學家嵇汝运、留苏回国的胥彬等。他也從国内大学招聘新中国培养的大学生金国章、池志强等人来所工作。加上原来在上海工作的曾广方、朱任宏等,藥物化學室力量逐渐增强,趙承嘏适时牵头成立了植化组、合成组、药理组和抗生素组。  

  1953年,中國科學院正式批准成立药物研究所,趙承嘏重新被任命为所長。很快药物所发展成为化学和生物两大学科互相渗透、互相配合、具有研发新藥能力的国内为数不多的研究機構之一。他为新中国藥學研究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布局了未来,展示了一位科学大家的高瞻远瞩。  

  解放初期,美国等西方国家的经济封锁使中国几乎空白的医药工业举步维艰。趙承嘏多次接受人民政府的突击任务,帮助解决制药工业生产技术难题,为中国在短时期内填补空白,扩大药品生产的品种作出了重大贡献。他首先指导解决了青霉素钾盐的结晶方法,为上海第三制药厂的国产青霉素顺利投产解决了关键难题,受到中央领导的接见。他根据在法国罗克药厂工作时的经验,指导工厂解决了普鲁卡因的生产工艺难题。他还接受西南军区的要求,完成了常山叶中常山碱含量的简单测定方法的研究任务。  

  与此同时,在以植物为原料的药品生产方面,他先后解决了從曼陀罗提取阿托品和從紫花洋地黄提取洋地黄毒甙的问题,研究确定了非常简单实用的提取工艺,指导杭州民生药厂技术人员掌握生产技术并投产,这两个药物成为该厂的主要产品。为了解决降血压药利血平的生产难题,他进行了從国产萝芙木中提取利血平的研究,分离得到了另一种具有降低血压作用的新生物碱罗芙甲素。在莲子心降压成分莲心碱的研究中,他帮助年轻科研人员把不能结晶的无定形粉末转变为可以结晶的高氯酸盐,使后来的结构研究得以顺利进行。  

  建国后,上海药物所的科研人员继承和不断发展由趙承嘏建立的植物化学研究体系,并在他的领导下,对古老的中草药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其中,中草藥活性成份的研究——十二種新有效成份的發現的科研項目取得重大成果,于19827月获得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在对延胡索系统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胥彬先生、金国章院士等從趙承嘏手里接过珍藏几十年的從延胡索中分离的生物碱样品,继续开展深入研究,发现了延胡索乙素(四氢巴马汀)具有镇痛和镇静双重作用,并发展为具有良好镇痛、镇静催眠作用的新藥罗通定,于1964年通過成果鑒定,後列入國家藥典。  

  值得一提的是,19528月,中國科學院評定出首批特級研究員8人:华罗庚、钱三强、庄长恭、趙承嘏、贝时璋、钱崇澍、冯德培、赵忠尧。特级研究员是比一级研究员和后来学部委员更高的学术荣誉。1955年,趙承嘏当选首批中國科學院数理化学部学部委员,并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届、第二届和第三届代表。  

  趙承嘏倾其毕生精力,不懈整理研究中药,耄耋之年仍孜孜不倦于寻找治疗疾病的新藥,直至临终之日上午仍在实验室里工作。196686日,趙承嘏在上海武康路家中逝世,享年81歲。  

6 高山仰止,大家风范 

  作为中国植物化学和现代药物研究的先驱者,趙承嘏不仅为系统整理和研究中药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为我国医药界培养了一大批优秀人才,堪称科学大家。他还以科学报国、矢志不渝的爱国之心,严谨治学、执着坚韧的科学精神,勤奋节俭、克己奉献的高尚品质,成为一代爱国知识分子的典范。  

  趙承嘏热爱科学,研究工作占据了他整个心灵,他一生绝大部分时间是在实验室里度过的。居住上海30多年,他很少上過電影院、戲院,很少外出浏覽名勝古迹。他常對人說:一天不到實驗室,就好像少了什麽似的。爲了保證研究工作,他的家緊挨著實驗室,除非必要,他很少離開武康路。他一生堅持自己的生活制度,每天三餐,規定時間,不提早也不推遲。晚上繼續工作,直到年邁還是晚上10點後睡覺。  

  他是一位严肃、严格、严谨的学者。招聘新人,注重文化修养。凡来药物所应聘的面试者,他都首先考写毛笔字,因为他笃信“字如其人”,讲究品格中正。他讲究实验的设计,每一步都考虑仔细再做,要求非常严格。他把做实验比作厨艺,告诉同事做实验“就像做菜一样,同样的材料,不同的厨师做出来的味道完全不一样。”因此,凡是向他报告实验进展,实验人员都要仔细思考,反复实验,任何细微的瑕疵都逃不过他犀利的目光。他的論文不经反复验证,從不轻易发表,已发表論文,一经发现有误,必须立刻订正。  

  他十分重视实验室建设,千方百计筹措资金,为药物所添置了旋光计、显微镜、析光计、分子量测量仪、比色计及全套微量分析仪器等,购买各种欧美出品的有机溶剂,以及订购英、美、德、法、瑞士、日本等国的化学及藥學杂志,对过期本也设法陆续补全,使药物所成为国内化学期刊最完整的科研单位之一。他还亲自动手设计实验室,为了经久耐用,要求实验台、药品柜、书橱等均以上等柚木为材料,请高级木工制造,经久耐用。而实验台面则选用国产中国漆取代国外常用的苯胺黑,极具中国特色,耐腐蚀性也优于外国漆。  

  與實驗室建設的大方不同,趙承嘏在研究工作中却是十分节俭。他总是把极有限的经费,用在最需要的地方。在实验方面從不浪费玻璃器皿与药品。甚至沸点较低的溶剂,如氯仿、乙醚及其他溶剂均用回收瓶储藏、精制后再用。当时这些试剂器皿都需從国外进口,他要求工作人员非常小心地使用,不允许随意损坏一件玻璃器皿,浪费一点试剂。对自己,他更是公私分明,绝不混淆。他爱抽烟,平时都准备两盒火柴放在不同的口袋里,抽烟时使用他自己买的那盒,做实验点酒精灯时使用另一盒火柴。  

  趙承嘏的儿子赵体平回忆父亲时说过这样一段话:我记不得他生前讲过什么豪言壮语,也记不起他有什么特别事情。他考虑一切事情都從一点出发,就是如何能不受干扰地坚持他的研究工作,埋头于发现新的药物品种。这便是对趙承嘏一生恰如其分的写照。他以如此平常而又非凡的一生,为我们留下了一份药物研究宝贵的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