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上海網】代表委員談加快建設具有全球影響力的科技創新中心

访谈嘉宾:全国政协委员,中國科學院院士、上海中醫藥大學原校长陳凱先全国人大代表,上海华谊(集团)公司副总裁
訪談記者:王霞
  激勵機制不全,可能害了整個産業
  記者:最近社會上也開始漸漸形成一個共識,要讓創新者“名利雙收”。政府工作報告中也提出要加快科技成果使用處置和收益管理改革,使創新人才分享成果收益。這項改革的迫切性有多高?
  陳凱先:我们现行的制度,在科研经费中能用于“人”的费用是很少的,只能用于“物”。评价体系中也很少强调实际应用方面。主要的激励就是科研成果转让产生的效益,而这块效益中能用于个人的比例又是很小的。总体而言,个人的科技创新成果同经济利益之间的关联度并不大,导致科研人员的积极性并没有充分发挥。
  王霞:“名利雙收”這個提法道出了本質。過去我們的分配體制裏沒多少差異化,生産、銷售、管理、研發等等都吃一鍋“大鍋飯”,激勵不充分。在制造業對創新的需求還不那麽迫切的時候,這沒什麽問題。但今天企業面臨的環境已經完全不同,必須找到差異化的競爭方式,必須要靠技術創新。如果依然延續老的分配方式,做好做壞一個樣,根本不可能調動起人才的積極性,更不可能有持續創新。
  記者:人們普遍感覺,之前“體制內”對創新者的激勵是不充分的。這是否是社會創新活力不足的根源?
  王霞:至少企業需要意識到,創新激勵機制如果不完善,傷害的不是某一個創新者個人,而是整個企業、甚至整個産業的創新動力。在國企激勵不足的情況下,研發人員很容易被挖走;而如果你的研發骨幹流失了,企業的前期投入很可能打了水漂。今天許多大型國企都碰到這個問題,必須去面對和解決。
  陳凱先:从科研人员的角度,我们的评价体系依然按照基础研究的套路,而不够重视实际应用。也就是你从事创新成果产业化获得的收益,可能还不及你写一篇論文、评一个职称的收益来得快、来得稳定。于是即使是应用学科,许多人的大部分精力也放在了写論文、评职称上。对创新而言,这显然是可悲的。
  激勵並非只有一種方式
  記者:社會上有一種普遍的擔憂:國有企業或科研機構內的創新人員,如果他們以職務身份進行創新而獲得巨大收益,是否意味著國有資産的變相流失?
  陳凱先:我们的确有这样的顾虑,从改革的角度也需要十分谨慎。但有一个观念的变化或许是应当提倡的,就是一旦让创新人员个人从创新中获益更多,国家的获益也会更多。
  过去通常认为科研人员的发明都是职务发明,个人只是專利的发明人,專利所有权归单位。国家拿到的钱只是创新成果转让的转让费,这一块数目其实不大,成果数量也会影响。如果我们能够找到一个合适的比例,在所有权方面给予个人部分权利,那么创新成果的产生速度、数量尤其是产业化程度都会大大提升。可能账面上国家拿到的转让费少了,其实一个产业发展起来的收益会比转让费大得多。从这一点上,我们需要有一点远见。
  記者:如果這不是一個無解的矛盾,有具體的突破策略嗎?
  王霞:簡單地說股權激勵,還是會有些矛盾。創新的錢是國家投的,你個人價值多少,國有價值多少,沒有一個公允的市場平台來估值,因此無法輕易分紅。
  有一種突破方式,就是讓研發系統在企業運行中相對獨立出來進行評估。我主張建知識産權交易市場。有了這個市場,創新成果成爲商品,接受市場評估、對研發投入獨立核算,就可以進行流通。比如我技術轉讓了5個億,研發成本算下來是3億,那麽2個億的淨利潤就是可以拿出來分成的。淨利潤這塊是增值,不會有太多異議。這方面,上海可以先行先試。
  同时,激励并不只有股权激励一种方式。2006年财政部、发改委等6个部门关于技术创新骨干的激励曾经发过一个文件,2013年上海张江最早推出的激励办法就体现了这个文件的精神,除了股权激励,也包括专门的绩效獎勵。如果股权激励一时半会儿有难度,不妨从绩效獎勵层面改起。
  記者:績效激勵有哪些做法?
  王霞:华谊集团已经借鉴了张江的做法。一个项目研发要花七八年,有小试、中试等等阶段。我们不能等到全部成果出来后再激励,怎么办呢?就设立目标奖,每实现一个阶段性成果,就獎勵,一旦技术突破,不能产业化的我们就转让,把转让收益的一部分拿出来獎勵研发人员;能够产业化建成投产的,则拿出一定比例的净利润来獎勵研发人员。
  我们这个獎勵兑现不是当期兑现,是三个三分之一:三分之一当年兑现,三分之一10年以后兑现,三分之一留到你退休时兑现。对研发人员,每个人可以有一个奖金池,你做多少个项目有多少奖金可以在里面沉淀,到你退休可以有一笔很可观的收入。这样的激励可以给科研人员一个稳定的期待,也更有利于解决他们的后顾之忧。
  薪酬制度可實行“雙通道”
  記者:就企業而言,除了專項激勵,還有什麽制度能保證研發人員安心地留在研發的位置上,而不是被其他因素牽制?
  王霞:關鍵是要提供給創新者一個體面的、不用操心的生活條件。我們的薪酬制度需要改革,對一般科研人員,應該實行“雙通道”的收入分配系統。過去很多人靜不下心來搞科研,他有一點成果,就要拼命想辦法做官,因爲升官了才能漲工資。要把這些人穩定下來,我們應當把技術和管理序列分開。有技術專長的人,不用升官,也能享受相應的待遇,比如首席工程師可以跟公司副總一個待遇。這樣科研人員就能夠安心做科研,創新的動力會得到保護。
  記者:在國外,創新者個人利用創新成果創業、直接享受産業化成果,也是獲取利益的通行方式。這方面,我們還有什麽工作可做?
  陳凱先:我们目前还没有好的制度来激发创业冲动。去年11月我参加一个科研会议,讲纳米药物在抗肿瘤药物中的应用。国内许多有名的高校和科研机构都拿来了很好的論文,研究成果得到了国际上的高度评价,但没有一个是往应用方面走的,完全封闭在学术圈里。在国外,既然是好的发现,就要想着有什么用,相应地科研人员出来创业是再正常不过的。像斯坦福大学就鼓励科研人员把创新成果第一时间拿出去创业。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了“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我们能不能允许科研人员用他的成果来创办公司?可以人继续留在研究所做研发,公司由专人来运作。我所在的研究所正在做这方面的尝试,我们鼓励科研的同时进行创业,回过头来这会大大解放我们的科研生产力。在应用学科领域,如果每个科研人员都有创业动力而不是成天埋头写論文,显然对整个国家的创新更有好处。

(原载于《中国上海网》2015年3月13日 作者:王霞)